张善平艺术观
冯天瑜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还是大学生的我便拜览过张善平先生的大型历史油画《收回英租界》，留下颇深印象。七十年代初，善平下放后回汉，分配到我所工作的单位武汉教师进修学院，两人成为同事。善平的坦荡、爽朗、不拘小节，都令人亲近、放心。在那个“阶级斗争为钢”、须对人提防的年代，我们很快成为有话可以随便聊的朋友。当时他负责“教育革命展览馆”工作，他带领七、八名中学美术教师，一面工作，一面业务培训。当时有人说善平的部门脱离政治，“业务风刮得太厉害”。而善平不以为然，我行我素，钟情和忠贞美术事业。他将当时流行的人物画要“红彤彤，光闪闪，亮晶晶”之说讥为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形式艺术。他在展览馆里提出，作画者必须在三个方面加强修养，即“情、胆、识”。有情有胆也有识才能创作出耐人寻味的作品。他的“三字经”为美术评论家汤麟、杨悦浦、徐公度专文阐释。诗人、书法家吴丈蜀深服其论，挥毫律诗一首赠善平——“由来艺事贵纯真，融合天机出匠心。完美还须情识胆，尽都参透是通人”。这都是那个不正常年代的盛事。
善平不随波逐流，坚持自己的审美理念，深入生活，探索绘画的技巧。记得我离开教院前夕，善平以一幅国画山水相赠，描绘三峡激流中的航标灯，和以后发表的“暗礁处处有明灯”作品一样寓意深远。
70年代后期善平回到市文联，我们相见机会很少，但总有灵犀相通之感。我从多处获悉，善平曾经被压抑的创作热情，如火山迸发般涌现出来。他与画界同仁筹划并建立“晴川画会”。也从这时起，他油画封笔，开始转习中国画，而其间又深蕴着油画的韵致。
新时期的善平站在改革开放的前列，他重拾多年不用的漫画之笔，讽刺“两个凡是”，其《新弥勒佛》、《顶门杠》皆为传览一时的佳品。
改革开放的中国，文化也伴随经济起飞而活跃起来，对中国画而言，出现发展机遇，也面临挑战。西方现代派艺术以其“新、奇、怪”的面貌涌入中国画坛。80年代中期，就民族绘画发展前途引发了长达十年的争辩，有人认为中国画落后并且“步入死胡同”，必须“参照西方现代派艺术模式加以改造”。一时间不少老画家不敢动笔，报刊和展览会上推介“行为艺术”、“波普艺术”，表现人物多滞呆、麻木、弱智的神情，并把坚持“洋为中用”的观点讽为“下不了地狱，也上不了天堂”的“改良主义”。作为武汉美术界负责人，善平抵制艺术上的民族虚无主义，极力推崇徐悲鸿所言——“古法之佳者得守之，艺绝者继之，不佳者改之，西方绘画可采融之”的辩证观点。善平更努力践行此说，他采用西画在造型、色彩和透视上的长处，又不失民族绘画的本土精神。八十岁所作的巨幅山水画中题古风一首——“云涌青峰欲动山，水穿幽谷瀑声寒。丹青且融中西法，褒贬弦音后俊弹”。运用多层画法，彰显苍润厚重，色彩丰富而协调的独特画风，达到了中西合璧的全新境界。
善平是乐天派，堪称“阳光艺人”。他的诸多作品，少见萧疏凄凉而充满昂扬生机，即使文革在“牛棚”里书写的也是“花落花复生。来年花更红”的诗句，表现了自信、豁达性格。
善平的艺术思维是丰富多彩的，这得益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勤勉摹写。“山无云不奇，水无山不秀”，善平的山水多有云遮雾罩的景象，但却有不同的云水形态。如《云锁三峡》与《云恋峡江》的白云，或浓或淡，或动或静，造就了不同的苍茫意境。对水的描写，也不是传统简约留白了事，而是赋予一种动态美感。在《翠壁游龙》中，可以看到断崖上流淌着道道细流，题为“游龙”则突显了作品中的生动意象，这需要慧眼与遐思，也归功于大自然给予画家的启示。
时下出现以相机取代写生的倾向，所谓的“纠结艺术”或“玩玩艺术”，是疏离生活的结果，而善平始终坚持写生，八十多岁仍乐此不疲，不懈地涉獵于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的艺术正途。
善平有两方印章，一是“物我两忘，奴主一身”，一是“山河重组”。表明他对大自然地热爱和尊重。承认自己是依附大自然的奴隶，但又要剔除杂芜，取其精华，使“山河重组”，把朴素的大自然提升到意象中抒情性的层面上来，从这一点而言，又成为大自然的主人。
时代的进步鼓舞和助燃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。2005年经市委宣传部批准成立“张善平艺术工作室”，改善了创作条件。饮水思源，回报民众，善平于创作同时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并得到了政府的褒奖。他人品与画品的统一，成为地区“德艺又馨”的一面旗帜。
获悉张善平先生早、中、晚期作品即将付梓出版，作为近半个世纪的老友，我慨然欣然，特略陈感言，祝艺术精进，青松不老。
2012年8月18日书于武昌珞珈山寓所
（作者系，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，教育部文科基地武大中国传统文化
研究中心主任，
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，
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