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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善平艺术观

 

冯天瑜

 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还是大学生的我便拜览过张善平先生的大型历史油画《收回英租界》,留下颇深印象。七十年代初,善平下放后回汉,分配到我所工作的单位武汉教师进修学院,两人成为同事。善平的坦荡、爽朗、不拘小节,都令人亲近、放心。在那个“阶级斗争为钢”、须对人提防的年代,我们很快成为有话可以随便聊的朋友。当时他负责“教育革命展览馆”工作,他带领七、八名中学美术教师,一面工作,一面业务培训。当时有人说善平的部门脱离政治,“业务风刮得太厉害”。而善平不以为然,我行我素,钟情和忠贞美术事业。他将当时流行的人物画要“红彤彤,光闪闪,亮晶晶”之说讥为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形式艺术。他在展览馆里提出,作画者必须在三个方面加强修养,即“情、胆、识”。有情有胆也有识才能创作出耐人寻味的作品。他的“三字经”为美术评论家汤麟、杨悦浦、徐公度专文阐释。诗人、书法家吴丈蜀深服其论,挥毫律诗一首赠善平——“由来艺事贵纯真,融合天机出匠心。完美还须情识胆,尽都参透是通人”。这都是那个不正常年代的盛事。

善平不随波逐流,坚持自己的审美理念,深入生活,探索绘画的技巧。记得我离开教院前夕,善平以一幅国画山水相赠,描绘三峡激流中的航标灯,和以后发表的“暗礁处处有明灯”作品一样寓意深远。

70年代后期善平回到市文联,我们相见机会很少,但总有灵犀相通之感。我从多处获悉,善平曾经被压抑的创作热情,如火山迸发般涌现出来。他与画界同仁筹划并建立“晴川画会”。也从这时起,他油画封笔,开始转习中国画,而其间又深蕴着油画的韵致。

新时期的善平站在改革开放的前列,他重拾多年不用的漫画之笔,讽刺“两个凡是”,其《新弥勒佛》、《顶门杠》皆为传览一时的佳品。

改革开放的中国,文化也伴随经济起飞而活跃起来,对中国画而言,出现发展机遇,也面临挑战。西方现代派艺术以其“新、奇、怪”的面貌涌入中国画坛。80年代中期,就民族绘画发展前途引发了长达十年的争辩,有人认为中国画落后并且“步入死胡同”,必须“参照西方现代派艺术模式加以改造”。一时间不少老画家不敢动笔,报刊和展览会上推介“行为艺术”、“波普艺术”,表现人物多滞呆、麻木、弱智的神情,并把坚持“洋为中用”的观点讽为“下不了地狱,也上不了天堂”的“改良主义”。作为武汉美术界负责人,善平抵制艺术上的民族虚无主义,极力推崇徐悲鸿所言——“古法之佳者得守之,艺绝者继之,不佳者改之,西方绘画可采融之”的辩证观点。善平更努力践行此说,他采用西画在造型、色彩和透视上的长处,又不失民族绘画的本土精神。八十岁所作的巨幅山水画中题古风一首——“云涌青峰欲动山,水穿幽谷瀑声寒。丹青且融中西法,褒贬弦音后俊弹”。运用多层画法,彰显苍润厚重,色彩丰富而协调的独特画风,达到了中西合璧的全新境界。

善平是乐天派,堪称“阳光艺人”。他的诸多作品,少见萧疏凄凉而充满昂扬生机,即使文革在“牛棚”里书写的也是“花落花复生。来年花更红”的诗句,表现了自信、豁达性格。

善平的艺术思维是丰富多彩的,这得益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勤勉摹写。“山无云不奇,水无山不秀”,善平的山水多有云遮雾罩的景象,但却有不同的云水形态。如《云锁三峡》与《云恋峡江》的白云,或浓或淡,或动或静,造就了不同的苍茫意境。对水的描写,也不是传统简约留白了事,而是赋予一种动态美感。在《翠壁游龙》中,可以看到断崖上流淌着道道细流,题为“游龙”则突显了作品中的生动意象,这需要慧眼与遐思,也归功于大自然给予画家的启示。

时下出现以相机取代写生的倾向,所谓的“纠结艺术”或“玩玩艺术”,是疏离生活的结果,而善平始终坚持写生,八十多岁仍乐此不疲,不懈地涉獵于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的艺术正途。

善平有两方印章,一是“物我两忘,奴主一身”,一是“山河重组”。表明他对大自然地热爱和尊重。承认自己是依附大自然的奴隶,但又要剔除杂芜,取其精华,使“山河重组”,把朴素的大自然提升到意象中抒情性的层面上来,从这一点而言,又成为大自然的主人。

时代的进步鼓舞和助燃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。2005年经市委宣传部批准成立“张善平艺术工作室”,改善了创作条件。饮水思源,回报民众,善平于创作同时,热心社会公益事业,并得到了政府的褒奖。他人品与画品的统一,成为地区“德艺又馨”的一面旗帜。

获悉张善平先生早、中、晚期作品即将付梓出版,作为近半个世纪的老友,我慨然欣然,特略陈感言,祝艺术精进,青松不老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2818书于武昌珞珈山寓所

(作者系,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,教育部文科基地武大中国传统文化

研究中心主任,

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,

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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